自去年“双减”政策推行以来，工作成效明显，学校减负提质受到好评，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73%的家长表示孩子完成书面作业时间比“双减”前明显减少，85.4%的家长对课后服务表示满意。

同时，从各地排查情况看，学科类培训“隐形变异”等违规行为依然存在，非学科类培训升温趋势明显，从侧面也显示出，疏解教育焦虑、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依然任重道远。

面对“双减”，家长们有了哪些改变?下一步如何帮助家长更好地认识焦虑、缓解焦虑?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

适应变化，把焦虑转化为动力

“双减”后，在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公共场所，孩子们的身影明显多了，亲子之间的陪伴与交流更多了。这是全国人大代表、重庆谢家湾学校校长刘希娅感受到的变化。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学生校外培训负担有效减轻，83.5%的学生未参加校外学科培训，75.5%的家长认为周一至周五孩子在家阅读、运动、劳动、社会实践总时间增加。

“‘双减’做到了从根源上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赢得了大多数家长的支持，成效良好。”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蚌埠市第一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总校长崔建梅说。

《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还显示，家长对教育期望值较高，91.2%的家长希望孩子将来能取得本科或本科以上的学历，32.6%的家长为让孩子上好学校常常感到很焦虑。

为何部分家长的教育焦虑、分数忧愁依然难消?

在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韩平看来，一方面，由于升学竞争机制的“指挥棒”影响，部分家长担心减负会让孩子掉队、落于人后，认为课后作业的减少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巩固，甚至降低主动学习的意愿;另一方面，隐形变异学科培训因收费高、信息隐蔽，使社会认为有钱家庭的孩子仍然享有“补课权”，进一步引发家长焦虑。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倪闽景指出：“家长需要教育观念的更新。”他表示，家长以为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学习是对子女教育的重视，要比“躺平”好得多。但是，“重视孩子教育的最好方式恰恰是更多的陪伴、倾听和支持”。

“双减”后，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一中学副校长贺颖春发现，部分家长对培养孩子的目标比较明确，对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和所需的核心能力也比较了解，在拥有良好亲子关系的同时，还能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但同时她也观察到，一些家长的焦虑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陷入不断为孩子加码增负的困境。

“家长需要更积极地应对，思考如何把焦虑转化为和孩子一起向上改变的动力。”贺颖春说。

教育教学有自身规律，孩子也不是机器。倪闽景指出，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结果表明，校外补课与学生成绩相关性并不大。

“如果家长观念不转变，学校减少作业量，家长就自己布置作业给孩子。校外培训机构严格监管了，家长就转向家教和团课。这样一来，‘双减’工作不仅大打折扣，甚至还会带来更无序的校外补课。”倪闽景提醒道。

更新观念，减负不减家长责任

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学生闲暇时间增多，与家长接触时间变长，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在不少代表委员看来，家长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的改变是决定“双减”政策能否落地的关键因素。

“家长应该明确减负不代表减轻家长的责任。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责任人，家长要发挥好家庭教育的积极影响，营造健康向上的家庭氛围。”崔建梅认为，“双减”后，家长应该充分利用多出来的亲子时间，加强体育锻炼和劳动教育等，培养孩子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习惯品行，促进孩子全面发展。

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剑萍看来，家长要着眼于孩子的终身发展，要让今天的学习能为孩子一生的发展奠基，而不是一味地让孩子早学、多学、快学。“很多家长的注意力往往放在孩子的短板上，对如何发现并发挥孩子的特长关注度不够。”李剑萍建议家长把孩子的全面发展与特长发展结合起来，给予孩子更宽广的舞台。

并非所有家长都拥有科学的教育观，家长同样需要“教育”。

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

“这说明家庭教育已经不是‘家事’，父母们必须‘依法带娃’。”崔建梅建议，社会和学校要加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宣传普及力度，各省区市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一步出台实施细则，落实各部门职责，此外，学校还可以依托法治副校长开展普法工作，让家长明确身为监护人的职责。

学生的健康成长是学校、家庭乃至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学校因其在教育领域的专业性和其联系千家万户的特殊性，在家庭教育指导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从目前‘双减’实施情况来看，在一些地区，家庭、学校协同程度不高，还没有形成应有的合力。”韩平认为，学校要通过家长课堂、家长会、家访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让家长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并要对孩子的成长有合理期待，为孩子规划适合的成才道路。

倪闽景注意到，现实中，教师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基本上是经验型传授，缺乏科学性和专业性。他建议，将教师的家教指导力作为教师专项能力列入教师入职基本能力培养和评价体系中，“还可在有条件的大学开设家庭教育专业或学科，进一步提高家庭教育的学科建设”。

在推动家庭教育工作中，政府和社会也应承担重要责任。全国人大代表，东北育才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校长高琛建议，进一步完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开设公益性网上家长学校和网络课程，提供更具便捷性、互动性的指导服务。同时，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相关经费列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和财政预算，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顺利开展提供经费保障。

制度变革，破除家长教育焦虑

采访中，多名代表委员表示，需要聚焦家长的焦虑根源，破解深层次问题，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导向。韩平认为，要按照《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加快改革进程，“特别要加快高校招生方式改革和高中招生方式改革的进程，推进综合素质评价在中高考的应用，改变招生中分分计较的现象，在全社会形成新的教育观和成才观”。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花园小学校长曹永鸣注意到，目前，一些地方的考试命题还存在机械、重复的倾向。她表示，要推动命题朝着国家和社会对未来人才需要的方向改进，“这样才能减少家长看重死记硬背、反复刷题的行为，更好地释放学生自主学习的潜能”。

“如果不把中高考‘指挥棒’跟‘双减’落实途径协调起来，部分家长的困惑和焦虑仍难以消除。”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晓进认为，“双减”是一种手段和途径，并不是目的本身。为此，他建议，要切实落实教育评价改革，推进义务教育综合素质评价标准落地，同步深化高考、中考改革，确保命题方向与“双减”精神相吻合，让考与学更匹配。

让孩子上“好学校”，是每个家长心中的期盼。刘希娅发现，部分地区在落实属地招生政策上打了折扣，一些学校为了“掐尖”改变正常的教学进度，超前超纲教学，这也是引发家长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她建议加大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严格执行属地招生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认为，要大力缩小校际教育资源配置差距，尽快改变老百姓心目中把“好学校”视为稀缺资源的局面，办好家门口的每所学校。张志勇建议，一方面，通过加大优秀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力度，深化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均衡配置到域内普通初中等方法，分好“蛋糕”，创造优质教育资源配置新格局;另一方面，要做好“蛋糕”，通过制定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清单，提高区域内底部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等，尽快使每所学校都能成为人民群众身边的“好学校”。（记者 焦以璇 梁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