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中西社会，幸福稳定的家庭对个人的身心健康，甚至财富积累都具有显著的保护效应。然而，近年来我国青年人的婚育率持续走低，2013～2020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5.8‰，人口出生率从13.0‰降至8.5‰，粗离婚率从2.6‰升至3.1‰，呈现去家庭化趋势。这一趋势与新时代背景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构成张力，亟须经济社会文化体系作出调整，系统性地厘清工作—家庭关系，推动企业践行家庭友好社会责任。

家庭领域的劳动价值被挤压和低估是去家庭化的社会根源

从网络舆情看，“恋爱不如搞钱”的心态流行，宣告了爱情在经济理性计算中的落败。该心态背后揭示了青年人两方面的生存困境：一是普遍的经济安全感丧失;二是工作挣钱与恋爱在时间精力上的争夺，两者不可兼得。其背后无论是鼓吹“买买买”的消费主义，还是“鼓吹996是福报”的加班文化，都折射出当下经济社会环境对人的工具化，青年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特性被无限放大，而作为自然人的本真需求却被“共识性”地压抑。

工作和家庭分属于经济生产系统和社会再生产系统，都需要人的劳动投入。但前者属于有偿劳动，遵循竞争效率和商品价值逻辑，后者属于无偿劳动，遵循关系培养和情感回报逻辑。一个可持续社会的工作—家庭关系，必须以人的发展为核心。只有实现了家庭领域中的人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人享有了充分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才能为生产体系提供持续动力，实现生产与再生产的良性互动。

当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对社会再生产形成系统性的挤压，当大家都以职场成就，特别是挣钱多少为衡量人生成败唯一标准的时候，个体对社会再生产领域，如情感维系和家庭责任的投入就会高度压缩。与此同时，女性面临人生失败的境遇几乎是注定的。因为在性别分工文化下，只要她进入家庭，就必然承担更多的生育和家庭责任。在现有社会体制下，女性特别是那些缺乏家务支持资源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因结婚生子而丧失的职场机会和人生代价最大。

缺乏家庭友好的企业文化和制度设计阻碍性别平等政策执行

“家庭友好型”政策与“女性友好型”高度重合。回顾我国的政策实践可知，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统领下，我国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对女性的人身、财产、政治参与、文化教育、劳动就业、婚姻家庭权益等都进行了明确规定。但由于缺乏相配套的社会文化环境，女性的法律地位与现实地位始终存在差距。近些年来，一方面女性权益保护立法不断进步，家庭友好政策不断推出，女性维权意识也在上升，但另一方面，女性在孕产、哺乳期间被解聘、降职、减薪等违法现象屡禁不止，公众对职业女性遭遇“母职惩罚”的担忧有增无减。

2021年，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全国各省市陆续修改计生条例，延长生育假和增加育儿假。政策本意是保障职业女性在生育期间享有正当的经济权益，但却引发了社会广泛的热议，担忧过长的假期将抬高女性就业的“隐形门槛”，加剧职场的性别歧视。事实上，职场上对育龄女性的歧视不仅源于生育费用负担，因为生育保险基金的建立和支付已经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但企业可能面临的更大问题是，生育假所涉及的工作调整、人力资源重新配置等，因为普遍缺乏工作机制预案，则可能影响生产效率和用工成本。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家庭友好的企业文化和工作制度设计，没有尊重生育价值、尊重家庭劳动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国家推出的家庭友好政策对于女性发展来说也就成了一把双刃剑。

推动企业践行家庭友好的社会责任须筑造配套社会文化基础

长远看，企业建立家庭友好型工作制度，既是一种社会责任，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做贡献，也是自身发展的必须。在日趋激烈的劳动力和人才争夺战中，企业通过支持员工扮演好父母角色，平衡好工作—家庭角色，使员工安心高效地工作，可以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吸引和留住人才。我国当前快速的人口结构转型，昭示着企业践行家庭友好责任，打造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势在必行，而配套社会文化基础的进一步筑造也势在必行。

加大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为企业践行家庭友好责任创造基础和条件。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践行社会责任离不开政府的监督、鼓励和福利托底。梳理北欧国家的经验可知，他们支持性别平等和家庭友好的政策，主要有三个核心支柱：一是普及的儿童津贴和日托公共服务;二是慷慨的育儿假和父亲假期配额;三是较小的收入差距和弹性工作制，并不断进行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的探索。三者相辅相成，其中政府提供稳定的福利和公共服务扮演基础角色。因此，我国在已经实现全面小康，走向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各级政府需要加大对住房、幼托、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服务和公共设施的投入，通过减税或补贴政策鼓励企业践行家庭友好政策。

建构“以人为本”的社会共同价值理念，让家庭友好文化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和循环。如前所述，当整个社会宣扬“生产高于再生产”的价值观，企业的目标不会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协调，缺乏从人的发展角度思考工作制度和场所设计的内生动力。我们期待一种基于员工、企业、政府和社会达成共识基础上的良性循环，而非因利益博弈产生各种非预期后果。只有共识，才能让社会对政府公共政策形成稳定的信任和预期;只有共识，才能让企业认真思考员工的生活需求和时间轨迹，设计弹性工作制、远程办公、缩短办公室时间等，改变强制和僵化的工作机制;只有共识，才能让员工获得安全感并高效投入，从而对企业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在工作中收获幸福。

面对高度内卷的竞争轨道，每一个年轻人都要反思并树立适当的工作—家庭观。工作是联结个体与社会的纽带，我们不仅需要从中获取维持生活的金钱，还需要获得持久而稳定的人际关系和幸福体验。因此，从精神和实践两个层面，创造性地发展个人生活理想，并积极地选择和投入工作和家庭生活，是个人避免被高度工具化的唯一道路，也是推动企业践行家庭责任和发展工作—家庭平衡文化的个体力量。